俄乌冲突对世界和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摘要】俄乌冲突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了能源制裁，俄罗斯则采取了反制措施。西方国家与俄罗斯的能源斗争已经对世界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供应、价格等造成了较大冲击，并导致全球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与俄罗斯对全球化石能源主导权的激烈争夺短期内不会结束。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进口国。俄乌冲突已经对中国能源经济和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为了避免未来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对中国能源安全造成巨大破坏，中国应抓紧推进能源转型，加快实现可持续的、固有的能源安全。

关键词：俄乌冲突；能源安全；地缘政治；能源转型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战争引发了全球多种大宗商品以及金融等市场的剧烈动荡。由于西方国家在冲突爆发后对俄罗斯动用能源武器，而俄罗斯又是世界油气煤生产和出口大国，因而“能源战争”的开打在国际能源市场引发恐慌。

恐慌或许是暂时的，但是“能源战争”对国际能源行业的冲击会是长期的，即便双方军事行动较快结束，之后世界能源业也注定无法回到战前的状态。

一、俄乌冲突对世界能源安全的影响

迄今俄乌冲突主要在乌克兰境内展开，而乌克兰在世界能源业的地位并不突出。在各项能源数据里，乌克兰只有煤炭储量和核电发电量在全球的重要性较明显。根据BP数据，截至2020年底，乌克兰煤炭储量的全球占比为3.2% ，世界排名第八；2020年乌克兰的核电发电量居世界第七，全球占比为2.8% 。所以，迄今俄乌冲突对世界能源生产的直接破坏以及威胁并不大。通常所说的“俄乌冲突对世界能源的影响”，实际主要指美欧等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实施制裁，从而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的冲击。不过，为了行文的简便，本文也称之为俄乌冲突的影响。

（一）俄乌冲突对世界能源的冲击具有全局性

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是世界能源大国，多项能源数据名列世界前茅。其中，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生产和出口对世界能源的影响尤其明显。首先，俄罗斯是世界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2020年，其石油产量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其石油出口量也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主要的石油出口对象是欧洲。2020年，俄罗斯出口的原油和凝析油中，48% 出口到了经合组织（OECD）欧洲国家，其中出口到荷兰、德国和波兰的数量较大，占比分别为11% 、11% 和7% 。分国家看，中国是俄罗斯原油和凝析油的最大客户，占俄罗斯出口量的31% 。其次，俄罗斯天然气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仅次于美国。同时它是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2020年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量的全球占比为25% 。借助多条重要管道，俄罗斯天然气主要出口到欧洲。OECD欧洲国家在2020年俄罗斯出口量中的占比高达72% 。再次，俄罗斯还是世界重要的煤炭生产和出口国。2020年，其煤炭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居世界第六位和第三位。

俄乌冲突爆发后，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国家已经针对俄罗斯能源实施了多轮制裁。制裁已对俄罗斯的能源生产和出口造成沉重打击。未来，美欧将有更多制裁措施出台，包括可能推出针对俄罗斯能源出口的长臂管辖措施。俄罗斯出口能源的难度很可能会越来越大。

（二）俄乌冲突对世界能源的冲击在石油领域表现最突出

俄乌冲突对世界各能源品种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根据对各能源品种与地缘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各能源品种国际贸易的发达程度、主要行为体卷入冲突程度等方面的综合分析，笔者判断俄乌冲突对国际石油领域的冲击最大。

1. 俄乌冲突对国际石油领域造成巨大冲击

由于世界石油需求的旺盛、石油运输的便捷（表现在成本较低、方式多样、转运自由等方面）、金融因素的深度渗入（由于相关金融衍生品种类丰富、制度完备，在石油领域可以很轻松地完成跨地域和跨期的套利，并实现价格发现等功能）等原因，石油业的全球性在各类能源品种里最强。

历史上国际石油供应曾多次遭受地缘政治冲击，但基本上局限于特定地区。此次俄乌冲突对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影响却不局限在某一个地区，而是具有全球性质。

表面上看，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斗争对世界石油业的冲击似乎也是局部的。除了俄罗斯，全球还有较多的其他石油出口大国。如果它们迅速增加石油生产和出口的数量，理论上就可以较快地抵消俄罗斯被制裁的影响。比如，俄罗斯石油出口量可能会每日减少300万桶或以上，但是仅仅除了俄罗斯之外的“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剩余产能就有573万桶/日，这意味着只要它们开足马力生产，即使美国、加拿大、巴西等非“欧佩克+”重要产油国不增产，世界石油供应也不会短缺。

然而，由于俄罗斯对世界石油出口贸易体系的深度嵌入，“欧佩克+”其他国家增产以填补供应缺口的可能性已被排除。

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石油出口国以“欧佩克+”等机制为纽带，已开展了多年的合作，合作的回报在这次俄罗斯油气被禁后得到了体现。当美欧对俄罗斯进行能源制裁后，沙特阿拉伯等国并没有听命于西方。相反，它们事实上为俄罗斯提供了侧翼保护，导致制裁俄油气出口对美欧的反噬效果无法缓解。换个角度看，二十多个石油出口国或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到俄与美欧的斗争中，导致这次石油领域的斗争具有全球性。

“欧佩克+”又称维也纳联盟，于2016年12月初步形成，之后在世界石油业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为了提振低迷的油价，2016年11月30日欧佩克决定减产120万桶/日，以俄罗斯为首的11个非欧佩克产油国决定予以配合。同年12月10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会议上，它们宣布将配合欧佩克的行动，减产55.8万桶/日，其中俄罗斯减产30万桶/日。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欧佩克+”初步形成。之后至今，在沙特和俄罗斯的双头领导下，二十多个“欧佩克+”成员国进行了相当成功的合作。而且，在过去五年多的合作过程中，“欧佩克+”的合作机制逐渐完善，且越来越灵活，对世界石油市场的控制力也越来越强。比如，自1960年成立后，欧佩克在很长时间内往往每年只召开两次部长级会议。开会频度这么低，会导致市场出现重大的突发事件时，欧佩克往往难以及时应对。而2020年以来，“欧佩克+”几乎每月都要召开部长级会议，这保证了它能对石油市场内外的大事作出快速反应，并在必要时作出及时的政策调整。

不仅反应快，而且制度全，除了部长级会议外，“欧佩克+”还设立了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Joint Ministerial Monitoring Committee,JMMC）和联合技术委员会 （Joint Technical Committee,JTC）。监督委员会实行的是双主席国制，现任主席国为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该机构实际上是联合减产行动的中枢协调机构和最高监督、执行机构，联合减产行动的很多重要决定都由该委员会制定，然后提交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会议批准。JTC类似联合减产行动的情报及研究机构，负责搜集联合减产行动执行所需的各类市场信息，并向JMMC提交研究报告。

在当今的全球石油业中，“欧佩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欧佩克+”的联合创始国和联合主席国之一，俄罗斯在“欧佩克+”中的地位，与它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地位有相似之处。借助“欧佩克+”这个平台，俄罗斯影响世界石油业的能力大大增强，这一点在此次“能源战争”中已经得到初步验证。

俄乌冲突爆发至今，美国已多次向沙特阿拉伯等欧佩克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增加石油产量，积极填补因俄罗斯油气被禁而带来的世界石油供应缺口，并有效防止美国国内原油价格和汽油价格的上涨。然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欧佩克关键成员国均表示无意按美国的意愿行事，并表达了继续与俄罗斯协作的意愿。阿联酋能源部长马兹鲁伊（Suhail Al Mazrouei）2022年3月28日表示，俄罗斯是全球主要产油国联盟重要成员，其原油产能目前无可替代，所以欧佩克将保持与俄方的协作。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 （Abdulaziz bin Salman al-Saud）次日在被问及“欧佩克+”是否有“驱逐”俄罗斯的道义责任时表示，“欧佩克+”举行会议时，其成员会把“政治留在门外”。在2022年3月31日举行的第27届“欧佩克+”部长级会议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拒绝了美国等国政府加快增产的要求。该决定对俄罗斯有利：俄罗斯之外的其他重要石油输出国不增产，世界石油供应就会维持紧张，这既有利于俄罗斯通过余下的石油出口来赚取高额利润，也会让美欧民众继续因高油价而深感烦恼，并有可能迫使美欧政府在对俄政策上改弦易辙。

2. 俄乌冲突对气煤电能源的冲击相对较小

与石油市场的全球性质不同，天然气和煤炭市场主要是地区性的。而世界电力市场更以各国国内市场为主，其跨国互联互通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因此，一个地区发生的重要事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天然气、煤炭和电力市场的影响传导速度通常较慢，影响程度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俄乌冲突爆发后，作为西方与俄罗斯政治角力的结果，欧洲国家天然气供应前景堪忧。俄欧天然气关系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尽管如此，俄乌冲突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天然气市场尤其是管道天然气市场的影响是间接的。

2022年4月8日，欧盟通过了第五轮对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煤炭禁令，自8月起将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煤炭禁令一方面预计将使俄罗斯的年出口收入减少40亿欧元左右，另一方面会对欧洲煤炭供应产生重要冲击，并间接影响东亚、北美等地区的煤炭供求关系。然而，由于世界较多国家的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欧盟对俄罗斯的煤炭禁运不具有全球意义。

二、俄乌冲突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进口量均居世界第一。对能源净进口国来说，能源安全的基本含义是可获取（available）、易获取（accessible）、价格合理（affordable）、环境可接受（acceptable）。现阶段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风险是能源供应部分中断以及能源价格过高，而俄乌冲突在供应和价格方面都对中国能源安全形成了压力。

中国石油消费的对外依赖度已高达70% 以上。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国内原油增产难度较大。虽然国家能源局制定了油气行业增储上产的“七年行动计划”，但由于地质、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复杂原因，中国原油增产的前景并不乐观。2021年中国原油产量为1.99亿吨，而2亿吨/年左右的产量水平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原油产量的最高值。另一方面，消费量预计将继续增长。其结果便是中国石油消费量与国内产量之间的缺口会继续扩大，对外依赖度还将继续上升。中国天然气消费的对外依赖度比石油低。近年来中国煤炭虽然净进口，但是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给。中国电力也同样可以做到自给。因此，在各类能源品种里，中国石油安全的供应风险最突出。俄乌冲突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冲击主要表现为中国石油供应短缺和价格大涨的风险上升。

（一）俄乌冲突对中国石油安全的影响

俄乌冲突对中国石油供应安全形成较大冲击。1993和1996年，中国先后在时隔多年之后再次成为石油和原油净进口国。之后至今，随着国内石油进口量逐渐攀升，中国政府对石油安全越来越重视。为了确保石油安全，中国政府已做了大量工作，采取了多种保障手段，包括对内建立和加强石油储备、提高能效、持续进行石油体制机制改革等；对外铺设跨国进口输油管道、保护本国海上石油运输线、投资国外油田以争取份额油、扩大与出口国的石油贸易规模等。

多年来，中国对外石油安全保障工作一直强调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尤其重视避免过度依赖中东石油。中国政府相信，一方面，中东局势风云变幻，本国对中东石油产区局势的影响力较弱，因而获取中东石油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海军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上的控制能力暂时难以撼动，而中美关系又错综复杂，所以把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的中东石油通过海路运回国同样存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在途风险，而且这些风险难以控制。在充分意识到通过海路运输进口石油的较大风险后，中国政府决定建设进口石油的跨国陆路输入通道。从2004年开建中国—哈萨克斯坦输油管道至今，中国已经与周边国家建成了包括中国—中亚输油管道、中俄输油管道、中缅输油管道在内的多条陆上跨境输油管道。

多年来，中国政府之所以花费大量费用，铺设与俄罗斯和中亚之间的石油运输管道，建设陆上能源战略通道，是基于一个重要假设：俄罗斯和中亚是不可撼动的能源大后方。但是，从近期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事情来看，把它们作为能源大后方，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万无一失。

俄乌冲突爆发至今，中俄石油合作暂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但是，由于美欧与俄罗斯的斗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今后中国无法正常获取俄罗斯石油的可能性尚不能排除。

迄今为止，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各方已经宣布将停止或逐步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等能源产品的采购，但是还没有干预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因此，没有参与“反俄联盟”的国家的能源公司还可以在金融、船运等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继续进口俄罗斯的能源产品。

但是，根据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伊朗、委内瑞拉、利比亚等能源出口国的手法，以及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已经逐渐明晰的美国对俄战略，可以预判，未来西方国家可能会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勒紧俄罗斯能源生产和出口，以加剧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战略方面的困境。为了加大对俄罗斯能源业的遏制，一方面，西方国家会更加彻底地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另一方面，美国可能会又一次使用直接施压、长臂管辖等多种手段，让非西方能源进口国既不能正常地从俄罗斯进口能源产品，也无法继续正常参与俄罗斯的能源生产活动。

从历史经验看，美国长臂管辖的破坏力不可低估。美国长臂管辖的对象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能源等类的企业以及相关个人，因此针对性很强。

国际石油贸易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涉及到融资、船运、保险、清关等复杂环节，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因制裁而遇阻，那么可能整个链条都无法正常运转。

比如，石油是大宗商品，其贸易往往需要涉及巨额资金，而石油进口企业通常不具备独自完成进口的财力，一般需要银行的资金支持，还需要金融机构提供保险、担保等金融支持。如果美国对非西方石油进口国启动严格的长臂管辖措施，那么这些国家的相关金融机构将遭受沉重压力。根据历史经验，它们将不得不减少甚至停止为石油公司的俄罗斯石油采购业务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这样石油公司将不能正常地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即使美国还没有举起长臂管辖的大棒，部分风险厌恶型金融、能源、船运等企业也会提前关闭与俄罗斯能源业务相关的风险敞口，从而导致所在国与俄罗斯石油贸易量的下降。

具体到中国来看，如果美欧压力增大，很可能就会对中俄石油合作产生较大影响。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以及具有约束力的长约贸易的存在，中俄石油合作不会完全断绝。中俄之间有重要的原油运输管道作为石油合作的重要纽带。由于管道建设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且双方签订了供应长约，所以中俄两国即便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也不会停止以输油管为纽带的石油贸易。从2018年起，中俄通过管道运输完成的原油贸易规模，已达到3,000万吨/年的水平，即使以每桶50美元的较低油价计算，也涉及每年上百亿美元的交易额。鉴于利益特别重大，即使美国对中国能源等相关企业举起长臂管辖的大棒，中俄通过管输而进行的原油贸易也会延续。

但是，长约贸易并不是中俄石油贸易的全部，两国间石油贸易的一部分是以现货形式进行的。根据中国能源、金融企业在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受美国制裁时的表现，笔者判断如果美国对俄石油出口的长臂管辖的大棒落下，中国企业大概率将减少对俄罗斯石油的采购量。

中国石油安全受俄乌冲突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石油供应可能受到冲击，还表现在进口开销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相应地中国为石油进口而支付的费用也是世界第一。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原油进口费用达到2,535亿美元。如果国际原油产品价格大幅上涨，那么中国原油进口开销难免大幅增加。

俄乌冲突爆发后，尽管美欧等西方国家还没有对俄罗斯能源生产和出口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措施，但是国际原油市场已经因为俄罗斯原油出口受阻而趋于紧张，原油价格随之上涨，这已经导致中国原油进口开销的增加。由于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措施变严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3月中国原油进口量和2021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 ，但是俄乌冲突引发的油价大涨导致原油进口金额同比增加了36% ，达到302亿美元。

中国是个加工制造业大国。中国企业往往把大量原油加工成为成品油以及服装、鞋帽、玩具、箱包等石化产品，然后卖给其他国家的客户，以赚取原油与成品油之间以及石化产品之间的价差。在理想状况下，当原油价格上涨后，国内加工商可以通过提高其产品的售价把价格压力转移给国外客户，赚得的加工利润不会减少。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前提往往是世界经济增长强劲，境外对中国制成品的需求旺盛。只有这样，中国企业才能把原油价格上涨的压力传导给下游客户。如果不能把价格压力转移出去，那么中国加工制造企业就将因原油价格的上涨而蒙受损失。

现阶段，由于世界较多国家的经济还没有完全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下游需求总体不旺，中国加工制造企业向国外客户传导价格压力的空间有限，这将给中国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压力。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斗争是此次油价大涨并让中国企业承受较大价格压力的重要原因，而美国政府对我国的特别“关照”则让中国企业承受的价格压力无法减轻。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由于受到美国的高压，中国企业不可能大量采购俄罗斯折扣原油。

西方国家启动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后，它们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数量明显下降，使得俄罗斯能源公司不得不折价出售其原油。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较大折扣的吸引，明显增加了对俄罗斯原油的采购量。比如，2022年3月上半月，印度能源公司购买的俄罗斯原油数量是2021年同期的约四倍。以折扣价大量购买显然会减少进口国的采购成本。

然而，中国主要石油公司并没有趁俄罗斯能源公司打折之机，增加对俄罗斯原油的进口量，以相对摊低原油进口采购成本。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已经多次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不得支持俄罗斯。中国主要石油公司都是国营企业，它们的采购策略可能不会被认为仅仅是公司行为，还代表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倾向。在美国看来，无论是不是因为价格有吸引力，如果中国主要石油公司增购俄罗斯原油，就表明中国政府在经济上支持俄罗斯。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主要石油公司均选择了不增购俄罗斯原油。

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不仅在较宏观层次表现为国家能源安全受冲击，还在较微观层次表现为对次国家行为体和个人的经济状况造成较大冲击，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能源价格对社会稳定的冲击通常突出地反映在油价的影响上。中国国内成品油零售最高价不由国内石油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中国政府通过对国际主要原油基准价格进行移动平均加权处理而得出。因此，国际原油价格的大涨会传导到国内，造成社会生产成本和人民生活成本的增加。

假定国内成品油价格继续与国际原油价格挂钩。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社会大量消费石油，那么油价就会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因为一旦油价大涨，民意就可能出现一定波动，社会稳定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一点已经与中国是否属于石油净进口国关系不大。

美国石油安全保障的成就和不足可以在这方面提供一个佐证。借助于页岩技术的突破以及大规模应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自21世纪初以来大幅提升。根据BP数据，美国的石油对外依赖度已经从2006年66.4% 的高点下降到2020年的4.1% （远低于同年中国73% 的水平），美国能源独立已经基本实现。然而，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油价大涨。拜登（Joe Biden）政府采取的相关政策反映出美国对高油价的担心并不比中国等石油消费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低。之所以拜登政府仍因油价上涨而承受较大压力，主要是因为即使在实现能源独立后，美国国内依然存在一条以油价上涨为起点的压力传导链条：国际原油价格大涨后，国内汽柴油价格随之大涨，导致美国选民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抱怨增加，进而使执政党的选情恶化。

（二）俄乌冲突对中国气煤电安全的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天然气市场格局受到较大冲击。俄欧“斗气”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在2021年已经大涨的基础上继续攀升。受到高价的吸引，世界各地的天然气资源——尤其是液化天然气现货资源——向欧洲转移，导致中国所在的东北亚的液化天然气供应趋紧，这对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形成新的挑战。但是，中国天然气消费的对外依赖度较低（2021年约为43% ，明显低于石油的70% 以上），而且国内天然气增产的前景较好。根据BP数据，2000年至2020年，中国原油产量从1.63亿吨增长至1.95亿吨，年均增长0.91% 。同期国内天然气产量从274亿立方米增长至1,940亿立方米，年均增速10.28% ，相当于原油增产速度的11倍。中国天然气产量较快增长的趋势预计将延续一段时期。由于中国天然气供应前景相对乐观，天然气安全受俄乌冲突冲击的程度小于石油安全所受到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而俄罗斯是中国的重要煤炭进口来源之一。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俄罗斯为中国煤炭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中国从俄罗斯全年进口煤炭5,699万吨，约占中国煤炭进口总量的17.6% 。现阶段中国煤炭产能巨大，但近些年由于环境保护和气候治理等原因，产能的释放受到限制。如果需要，中国煤炭完全可以快速扩产，并充分发挥对中国能源的“压舱石”作用。因此，即使俄罗斯的煤炭出口因西方制裁而严重受阻，中国煤炭安全也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中国电力安全的保障程度也较高。中国发电量居世界第一，2020年的全球占比为29% 。虽然中国从俄罗斯进口少量电力，但是，中国电力对外依赖的问题不突出，包括俄乌冲突在内的国际地缘政治事件对中国电力安全的影响不明显。

三、实现中国可持续能源安全的基本思路

能源安全攸关中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多年来中国政府和相关企业为能源安全保障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但中国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能源安全困局。俄乌冲突的爆发及其引发的能源动荡警示我们，国际能源领域中的地缘政治风险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进入一个新的上升期。在此时期，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助力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更加需要反思既有能源安全战略和策略，进行深入的能源思想革命，群策群力，多措并举，共同努力实现国家可持续的、固有的能源安全。

首先，找准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薄弱点，并加以有效应对。

过去一些年，主要从加强气候治理的考虑出发，中国非常重视减少煤炭消费，努力在发电、采暖等领域去煤。俄乌冲突（以及其他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冲突）启示我们，做好能源工作的前提是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必须既切实推进气候治理，又有效加强能源安全。基于此考虑，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需要优先推进石油消费而不是煤炭消费的减量。

一方面，石油是高碳能源，中国大规模消费石油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治理不利。另一方面，在各类主要能源品种里，中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度最高，因而实物风险最高；石油的定价机制高度国际化，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紧密联动，所以石油的制度风险最高；再加上因为石油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数量庞大的燃油车主等群体，还间接影响几乎所有人，所以油价波动对中国社会稳定具有（潜在的）冲击能力，石油的社会风险最高。2018年法国“黄马甲”运动、2019年津巴布韦和智利骚乱、2022年哈萨克斯坦骚乱等近年来发生的突发事件表明，政府的油价和交通运输政策较容易触发民众的过激反应。对这些前车之鉴显露出来的风险，我国应该保持充分警觉。

此次俄乌冲突尤其清晰地表明，无论是作为制裁一方的美欧，还是被制裁一方的俄罗斯，它们都充分认识到石油武器的战略意义，并力图充分发挥石油武器针对对手的杀伤力，确保本国能够在石油斗争中获得相对收益。当前，多数全球大国均从战略高度投入石油斗争且各方的斗争决心很大，这对中国能源安全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美欧俄三方或者会从斗争中有所得，或者相信会有所得。和它们不同，中国既严重缺乏影响斗争结果或进程的有效手段，又没有从斗争中获益的可能。中国注定会在斗争中承受巨大损失，其情况与交火线上的平民有相似之处。

可见，石油安全是现阶段中国能源安全最大的易爆点，而最好的应对方法是尽快采取有效手段，加快石油消费的达峰以及之后的稳步下降，减轻中国经济和社会对石油的依赖。现阶段中国减少石油消费的主要突破口应是更加深入和广泛地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的电气化。

石油消费涉及的金融、维稳等风险，煤炭和天然气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因此，在确保逐步减少石油消费量的同时，中国也要加快推进煤炭和天然气消费量的下降。

其次，找准能源变革的主攻方向，努力实现固有的、可持续的能源安全。主要路径是加快发展本土清洁能源，抓紧推进再电气化。

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的发展有利于气候治理。在能源安全方面，风光水是本土能源，核电活动的对外依赖度低，也可被视为本土能源；从实物来讲，风光水核几乎不存在对外依赖问题，价格等方面也基本上不会因国际地缘政治因素而大幅波动。

基于对气候治理、地缘政治、军事安全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中国应努力推进再电气化，加快风光水核电对煤电和天然气发电的替代。这方面工作的成效将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实现固有的、可持续的能源安全。

最后，推进能源思想革命。思想革命的一个关键方面应是强化“开源节流”意识。要在思想革命的指引下，推进长效管理，减少救火式管理对有效治理资源的消耗。

中国能源领域的“开源”主要指政府、企业、民众等各方应共同努力推进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保障。中国政府在推动能源转型和保障能源安全方面自然应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政府显然不能“包打天下”，这两方面的大量实际工作需要相关企业去完成。更重要的是，中国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保障的推进和完善，需要大量民营资金和国外资金的投入，并且需要民众的广泛、深度参与，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创造力必须主要来自社会而非政府。唯有如此，中国能源治理才可能长期、持续地做好。

中国能源领域的“节流”，主要指政府在能源管理方面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切忌滥用，要“好钢用在刀刃上”。能源领域的许多事情，政府本不应管，而且也管不好。由市场来做这些事情，成本收益比要比由政府来管好得多。鉴于此，中国政府应允许和支持市场力量在能源领域充分发挥作用，而政府自身应集中资源，专注做好应对战略性质的能源安全挑战等市场做不了的事情。

（原文选自《云梦学刊》2022.第四期.P20-28）

一、俄乌冲突对世界能源安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