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月20日下午，由清华会讲组委会主办的视频研讨会召开，探讨“疫情中的互联网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来自清华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社科学院、苏世民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的多位专家教授在研讨会上进行主题发言和学术研讨。清华会讲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会议由崔保国教授主持，薛澜教授、王振民教授、申卫星教授、胡钰教授、史安斌教授、何海波教授等做了主题发言。

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覃川教授，清华大学智库中心副主任、清华会讲组委会主任史志钦教授，清华会讲理事会理事王孙禺教授、李东海副教授出席会议并参加了讨论发言。会议由SK集团赞助协办。

议题三：互联网治理与国际传播

胡钰教授：疫情中的谣言治理

法国作家加缪的小说《鼠疫》写于70多年前，但其中许多场景都跟我们今天的抗疫相似。书中说，无论闹瘟疫还是爆发战争，总是出乎人的意料，让人猝不及防。疫情的扩大不仅影响人的身体，也影响人的心理。在这疫情当中，谣言传播像病毒传播一样，给我们疫情防控带来很大影响。因此在疫情的防控体系中，信息治理体系居于重要位置。舆情的应对要与病情的应对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信息的供给要与粮油的供给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有效治理谣言问题，就要把握一些基本规律。

(一)   谣言产生和传播的三大因素

谣言产生和传播的主体是造谣者和传谣者，客体是一些特殊事件。这些谣言涉及事件往往有三个特征：第一是事件的关注性，这个事件跟公众自身的利益或兴趣有没有相关性，如果有相关性，它才能成为一个谣言传播的可能对象；第二是事件的模糊性，一个已经具有很清晰、很权威信息发布的事件其实不可能变成一个谣言内容；第三是事件的反常性，一个正常发生的事件往往没有太多人关注，但是越反常越有可能成为谣言。

在疫情期间，关于疫情的全部信息，不论是病情原因还是确诊数量，不论是救治情况还是防控举措等，都是关注度极高的内容，都是被禁足、限行、隔离的公众亟待知晓的信息，如果其模糊度高、反常度高，自然就会形成谣言。

分析谣言的传播规律，从这三个维度来看，就可以考量为什么在整个疫情期间会形成这么多的谣言？这些谣言的特征到底是什么？怎么来治理谣言？在这个基本的规律下，只要把握这三个维度，就如同XYZ的三个坐标轴一样，就能判断谣言产生的原因。

(二)   谣言的动机与特征

在整个的疫情防控中，民众对信息的需求急剧上升，谣言也会相应急剧上升。谣言产生的原动力是造谣者。谣言传播的突出原因是真相缺失与信息单薄。

不久前在我的研究生组会上，对硕士一年级到博士三年级的同学进行的小范围在线调查显示，总体大家从两类渠道来获取信息，一类是主流媒体，一类是非主流媒体、市场化媒体或者社交媒体,两者都有着很高的关注度。因为大家对信息非常渴求，从多渠道信息获取的行为可以看到，单一渠道是满足不了大家的信息需求的，所以民众看完人民日报还要看朋友圈，这是一个基本的特征。

在此次疫情中，公众获取信息中不时出现的一个纠结现象是：读中央媒体、地方党媒等主流媒体信息，充满正能量但信息数量有限类型单一不解渴；读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信息，铺天盖地视角多样但负能量较强，产生疲惫感、无力感。

谣言传播的核心特征是，谣言传播力和谣言内容的关注度、模糊度、反常度成正比。由于刚才我们谈到的信息获取中的纠结，就产生了现在大量的谣言。公众在疫情期间的媒介理性是会下降的。媒介理性与每个人的学历、职称、岗位、年龄是没有相关性的，所以谣言会传得很多很广。

谣言根据它的动机和特征可以大致分为三类：误解性谣言、牢骚性谣言和攻击性谣言。

误解性谣言。造谣者会因担心、恐慌而猜测、夸大一些问题。比如此次疫情期间出现的一则谣言，其微信群聊天截图被广为转发，称有一家公司提前开工，导致多名员工被感染，200多名员工都被隔离。后经记者实地采访得知，该企业因生产需要并未停工，发烧员工并无疫区活动经历，两次核算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牢骚性谣言。造谣者会因一些不满情绪而进行推想、编造。比如此次疫情期间出现的一则谣言，以《人民日报》数字版截图广为流传，内容是“暂免武汉红十字会救灾物资管理”的新闻稿，称中央决定暂时停止武汉红十字会接收、存放和派发获赠物资工作。有记者核实后发现当天《人民日报》并无此新闻。

攻击性谣言。造谣者会进行预谋有针对性地散布假信息来打击特定对象。比如此次疫情期间，有境外网站发布信息称，中国政府为了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准备向最高法院申请杀死20000名确诊感染者并将获得批准。这一谣言具有明确的攻击性，以似是而非的信息在国际舆论中诋毁中国政府。

(三)   对谣言治理的一些基本思考与建议

对谣言治理已经成为了当代人类社会疫情防控治理体系中的一个难题。对于这一难题置若罔闻的无所作为，会让疫情防控变得更加混乱；一删了之的盲目作为，也会让疫情防控受到更多质疑，关键还是要科学作为。遵循谣言传播的基本规律，有针对性的、有效的来处置。

对疫情期间的谣言要进行消毒，跟我们现在大家说洗手是最重要的防护一样，需要进行但是不可过度，不是说在家里天天都要用75度的酒精消毒，同样对谣言治理也不可过度“404”。删除谣言在一定程度上会让谣言信息更具吸引力。大量的、快速的、一刀切的删稿行为往往会带来许多“误删”，引发新的舆情。有的稿子删稿后又恢复，说是误删，其实都是我们说的疫情防控信息治理体系中出现了问题。很多时候平衡谣言比删除谣言更有效，以竞争性的事实（competing facts）来引导舆论更有效。

现在舆论治理的观念上要改变，要形成“多样的一致”和“正向的批评”的观念。这两个观念我们现在在网络信息治理中可能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共识。实际上，坚持这两个观念，才能提高舆论生态的弹性，才能提升社会舆论的活力和积极性。

多样的一致。网络舆论中的平等主义与民主精神是突出的，其舆论生态的多样性立场和表达是必然存在的。因此，在这种环境中引导舆论，首先要明确同质化舆论的不可能，进而追求同向化舆论。从现实性上看，同质化舆论是“同而不和”，同向化舆论是“和而不同”。在网络环境中，形式上排除不同声音并不能带来认识上的一致。因此，在网络环境中，我们要在尊重、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创造一致性，形成既有活跃度又有正能量的舆论场。

正向的批评。舆论场中的批评可以成为现实中的积极力量，能够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与社会的进步。因此，对于“正面宣传”的理解应该有新的发展，不仅是内容维度还应有效果维度，换言之，不应仅是内容的正面，还要有效果的正向。从实践与理论上看，只要是基于事实的、理性的批评表达，且能够带来正向发展推动力的内容，都应成为舆论场中的健康声音，予以支持。

对于三类谣言具体来说，可以把前两类谣言当作反映民意的窗口进行细致的解读，这样会极大提高疫情防治期间舆情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水平。比如关于开工感染的谣言，就反映了民意中对复工的纠结态度，关于武汉红会职能的谣言，就反映了民意中对不作为官员机构的批评。

对于误解性谣言，辟谣的关键是公布事实真相。这类谣言是传谣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猜测的结果，因此，以最权威、最及时、最广泛的方式公布事实真相尤为必要。当事实本身有了足够的清晰度、说服力，公众的误解自然就会消除。只要将公众从混沌的、惊讶的事实认知中抽离出来，就能有效地制止这类谣言的蔓延。

对于牢骚性谣言，辟谣的关键是疏导社会情绪。这类谣言多是情绪化的，尽管事实不存在，但情绪是存在的。因此，让公众的情绪由激烈变为稳定，就要善于从这类谣言中捕捉公众情绪焦点，把握民意，积极进行回应。情绪疏导不能以情绪来应对，而要以行动来应对。

对于攻击性谣言，辟谣的关键是清算消息来源。这类谣言的造谣者具有主观恶意，找到造谣者，揭示其实质和传谣意图，可以有效遏制这类谣言的蔓延。比如上文中提出的攻击中国政府的谣言被查出来是由境外自称“城市新闻”的网站发布的，该网站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垃圾信息，该网站还曾发布过新加坡出现“6名没有去过武汉的感染者”的谣言，使得新加坡政府专门对此进行辟谣。一旦信源没有了公信力，谣言也就没有了传播力。

值得重视的是，在疫情期间，对于源于个体专业知识形成的内容不确定的信息，主要应进行事实了解和信息平衡，切忌简单删稿，尤其慎用行政力量和强力机构直接针对信息传播者。

对于今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的6.8以及7.3这两条的应用，感觉上有些宽泛，执行中的主观性太强。如果说要给网信办提建议的话，应该要慎用。

此次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网络平台开展舆论生态自我治理、自我净化的主动性很强。一些大的平台建了很多辟谣联盟，这是值得鼓励的。此次网信办的新规定第27条也有鼓励行业组织建立完善行业自律机制，建议网信办在执行中要强化这条。对于网上舆论，自发性的舆论自律、自我的澄清是最好的。在平台辟谣联盟的支持下，真的信息多了以后，公众也自然会去寻找印证的信息，进行事实核查。这样不用政府出手，就能够实现有效的舆论治理。

史安斌教授：抗疫中的社交媒体新冷战与国家战略传播

(一)   此次疫情期间的信息发布机制

最近国内外有不少人质疑我们在疫情爆发初期存在有意隐瞒真相的情况，但其实在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就到了武汉，当天就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相关情况，1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开了新闻发布会，这说明无论对国内外舆论而言我们的信息发布渠道一直是畅通的。当然信息发布的准确性现在看起来存在着滞后的问题，直到1月20日才确认“人传人”，这期间的责任问题还需要等疫情结束后有权威部门调查后才有定论。

从政府新闻发布情况看，湖北省的第一次发布会效果不理想，网上铺天盖地的“舆论声讨”，比如官员的口罩戴反了、口罩的数字搞不清楚，等等，没有起到有效引导舆论的作用。这也可以看出地方官员的媒介素养和传播技能距离网民的期待有较大差距，所以国新办专门派出指导组，从2月4日以后国新办的发布会就放到了武汉。

此次疫情中，从中央到地方新闻发布的力度和强度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央级的发布会每天两场。上午是北京举行的国务院联防机制发布会，下午是在武汉举行的介绍湖北疫情的发布会，还有各省市的新闻发布会。据不完全统计，自1月25日以来召开的各级各类新闻发布会达到250多场，每天平均都有2-3场发布会在全国各地开，这个数字和频率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组织了两场双语发布会，因为这个事情国际舆论很关注，许多一线医生的英语也非常好。《中国日报》、CGTN等外宣媒体也组织了全球视频连线，成为“危机公共外交”的探索。但从总体来看，我们所具有的传播能力、机制和策略之间与国内外民众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和全球文化领导力的期待还有非常显著的差异。中国的声音是发出去了，但还没有在国际舆论场上“传的开”、“叫的响”。

(二)   从疫情期间的国内外舆情看此次“信息疫情”的特点

与SARS疫情相比，新冠疫情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它不仅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信息战、媒体战、舆论战。一个在医疗的一线，另一个是社交媒体战场，就是所谓的“信息疫情”（infodemic）。对信息疫情的应对，我们的准备是不足的，我们开了很多场发布会，虽然规模和数量上去了，但效果并不理想。

粗略梳理一下，疫情期间一共有五次较大的国内信息“疫情”：第一次和第二次是“吹哨人”和“给哨人”事件；第三次是长江日报感恩报道事件；第四件是志愿者送菜“造假”事件；第五次是武汉监狱中刑满释放女子被接回北京的事件。还有两次是国际舆论场上的：一次是美国学者为《华尔街日报》写的评论中把中国称为“东亚病夫”，他一再坚持说标题中的sickman of Asia是编辑加的，但是他文章有这句话，从而引发了中美之间的“口水战”。对此我们采取了非常严厉的举动，吊销了华尔街日报记者的记者证。另一次是中美双方相互”驱逐”驻外记者，美方首先挑衅，中方也针锋相对，由于发生在疫情期间，因此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还有一次是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与美方发言人的“怒怼”。因此，有人说中美之间爆发了“社交媒体新冷战”。

从上述的国内外舆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信息疫情体现出的特点：“国内舆情国际化、国际舆情国内化”。实际上国内国际的这两个舆论场的互动交流频次逐渐在增加，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增大了新闻发布的力度，相关政府部门做了这么多工作，但是我们的传播效果仍然有限，甚至会引发更大的争议。

(三)   从疫情与国家战略传播的两点思考

从全球传播的角度来说，社交媒体新冷战最早发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俄罗斯和美国在Facebook上交锋。在新冠疫情发生以后，中国和美国也开始了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冷战。美国宣布中国的央媒为“外国代理人”，后来又上升为“外国外交使团”，还要驱逐我们的记者、限制我们记者在美国的人数。当然中国也做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吊销了部分外国记者的记者证，从这些反制措施也能看出这场新冷战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如何应对国际传播中出现的这些新形势和新问题，我有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点，我们现在做任何国内的决策、政策调整，或者是整个国内事务的处理当中，一定要评估它的国际传播效果。例如刚刚列举的5次国内舆情，大家可以看到都在国际舆论场上发酵了。像吹哨人这个事件，真相是李文亮大夫本人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主动参加抗疫的，但是被西方媒体塑造为“民主斗士”。

国际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话语的道义感召力和战术的灵活性。米歇尔·奥巴马在面对特朗普的挑战时，讲过这样一句话，“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这句话其实对中国的国际传播也有启示性。我们一定要在道义感召力上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不能总是互相“比low”。否则，我们的社交媒体新闻战中，平台和传播的主动权都在西方的手里，与西方做硬碰硬的斗争会有更大的困难。

第二点，国际传播的相关立法不足。美国认定中国日报、央视等媒体为外国代理人，依据的法案是1935年美国颁布的外国代理人法案；后来认定为外国使团，也都有法律依据。美国任何一步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应对措施，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但是反过来看我们的措施，吊销执照、记者证、限制行动等往往都是作为官方的“反制措施”来宣布。面对这样一场国际传播新冷战的挑战，我们不仅需要加强国内互联网的管理建设，也要加强国际传播的制度和软环境的建设。

新冠的战役确实是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昨天武汉新增病例归零，《纽约时报》的头版是中国获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因为我们的本土的新增病例稳定。但是第二场还有全球性的疫情扩散，第三场是疫情尘埃落定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可能要改写。在这样新的历史情况下，我们的国际传播如何去面对新的挑战？如何能够把握话语的主导权？我们不仅要在信息疫情中获得主导权，在未来更为艰巨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也要争取议程设置的主动权。

精彩点评

崔保国教授（主持人）：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此次清华会讲视频研讨会通过跨学科研讨，提出了很多相当深刻的见解，对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和互联网治理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重要意见。对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显章教授：

今天的会讲质量很高，体现了大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了我们这些专家的学术功底。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事实出发，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发表了很多很深刻的见解，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和建议。从跨学科、广视角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围绕着公共卫生的应急体系和舆论建设与互联网治理等问题可以进行一些深入的梳理和总结。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积累扎实工作。所以我们的研讨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即使讨论的是公共卫生体系应急问题，实际上归根结底是涉及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系统，一个大问题。今后可以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我们认识的深化继续展开探讨。我代表清华会讲组委会和学术委员会向大家表示感谢，希望大家今后继续提高见，提建议，共同参与。